随着特朗普1月20日就职重返白宫，他每天的发言对各资产市场都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和反应。
全球不少交易员都会做的是马上注册Truth Social，这样就可以更密切地关注特朗普的社会化媒体帖子。然后根据他的发帖，调整各类的交易。
但他就职后这仅仅6天，不少资产都因他多变的言论出现方向不一致的反复和波动。如何梳理他的政策对各类资产的影响，制定前瞻性的配置策略，是今年资产配置成功的关键。
总体来看，近期在演绎的“特朗普交易”，市场焦点集中在特朗普政策对经济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上。
从历史上看，同为共和党人的里根与特朗普的政治画像在近半个世纪的美国总统中较为相似，二者政策主张均以供给学派理念为基础，以减税和去监管政策为核心，主张供给侧刺激，不过特朗普在贸易保护和移民管控上更为激进。
就经济环境而言，当前美国经济状态也与里根1.0末期类似。因此回顾里根领导下的美国经济，或许能为理解“特朗普2.0”的经济和资产含义提供一个参照系。平安证券分析师钟正生等在11月29日发表的报告《从“里根大循环”到“特朗普大循环”：不变与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两者的异同。
“里根大循环”指的是1982-1985年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经济图景，即强有力的经济、强势货币、庞大的预算赤字以及巨额的贸易逆差相互加强。
“里根大循环”（1982-1985年）的历史背景是，美国经济在1970-80年代初陷入“大滞胀”，1981年里根上台后，实施了减税、减少政府开支、放松管制、强硬国防和外交等政策。
经济表现上，经历前期衰退后，1983-1985年呈现出“强有力的经济、强势的货币、庞大的预算赤字、巨额的贸易逆差”，最终实现了“无通货膨胀下的经济稳步的增长”。
1986-1989年里根执政后期，美国继续保持“无衰退、无通胀”的经济环境，且拉开二十年“大稳健”时代序幕。
然而，“里根大循环”并没有能够延续下去，“高利率”、“强势美元”、“高赤字”和“巨额贸易逆差”等特征先后出现转折，根本原因在于美元走强与财政赤字扩张不可持续。
在特朗普当选后，最近贝森特最新获得财政部长提名。鉴于特朗普自相矛盾和多变的发言，或许从贝森特的政策思路更能系统地前瞻本届特朗普2.0的政策图谱。
贝森特是“高增长+低通胀+低赤字+不强调关税+维持美元地位”。贝森特提出的3-3-3目标方略颇具野心：
经济增长方面，贝森特强调私营部门的主导作用，主张通过放松管制激发私人投资活力，以取代当前过度依赖的政府支出模式。
贸易政策方面，贝森特对关税政策持更为温和的立场，将关税定位为谈判策略而非最终目的，试图平衡贸易保护与通胀风险。
货币政策方面，贝森特对美联储持强烈批评态度，曾提出过任命影子美联储主席的争议性建议，但最近已转向建议新政府“及早提名下一任美联储主席”。
贝森特的政策主张体现出在促进增长、控制通胀、削减赤字等多重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但这些目标之间有一定潜在冲突，如何协调和实现这些目标将是其面临的重大挑战。
首先，特朗普与里根一样采取了“减税+强硬国防”的内外政策组合，这曾是“里根大循环”的关键起点。
其次，特朗普与里根执政时都呈现了“宽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尽管特朗普并不支持货币紧缩。
财政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排除2020年），美国预算赤字率在2019年升至4.6%，高于2016年的3.2%，创2012年以后的新高。
其中，特朗普时期的税收表现相对较弱，2017-2019年税收平均增长2.1%（经CPI调整后的实际增速为0%），明显低于2013-2016年平均增速的6.3%（实际增速5.2%）。
货币方面，特朗普任期内，美联储在2017-2018年累计加息1.75个百分点至2.5%，10年美债利率由执政初期2.4%左右升至2018年底的3%以上。尽管特朗普在此期间多次批评美联储加息，但美联储保持了独立性。相较里根，美联储加息的幅度明显更小。2019年，鉴于通胀走弱的压力，美联储还进行了3次25BP的降息，10年美债利率也在2019年下半年跌破2%。
再次，里根和特朗普都希望扩大出口，但特朗普采取了更激烈和直接（关税）的贸易保护手段。总的来看，里根较大程度上秉承了共和党传统的自由贸易理念，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但由于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里根也采取了一定贸易保护的方法，如对日本的汽车、摩托车、电视、计算机等产品实施过进口限制和关税。此外，里根还在关贸总协定（GATT）框架下，使用资源出口约束、进口产品配额、产品保护和补贴等非关税壁垒。相较之下，特朗普则鲜明地反对自由贸易，采取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的方法，手段也以最直白的关税手段为主。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贸易代表特希泽，也是里根时期的第一副贸易代表。
最后，特朗普和里根对美元的态度“表面不同、实质相近”，都较大程度上放任美元自然走强，但也关注汇率过强对贸易的负面影响。
1981-1984 年，里根政府前期对美元汇率政策的态度是“善意的忽视”，当时美国财政和货币当局都拥护强势美元，认为强势美元体现了经济信心，美联储也倾向于美元走强以抑制通胀。
1984-1985 年，美国与其他几个国家的利差缩窄、通胀下降，而美元汇率却依旧延续升势。同期，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与日本和德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逐渐升温。这些宏观变化驱动里根政府转变对美元的态度，企图干预美元走强，催生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
相比之下，特朗普执政期间多次进行“口头干预”，强调不希望美元走强，也包括对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批评，但没有采取实质性政策干预。2017-2019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元指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90-100区间，远不及里根时期90-160的波幅。
从历史上两次大循环，都是先升后降，后期还有所降低。平安证券推演本次特朗普2.0循环仍有很大的可能是“前高后低”的倒V型。
本次循环的美债利率反而是更大可能是略平缓的正V型：利率先缓慢下降，后续会反弹上升。
今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阐述了他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愿景。在能源领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欧佩克，敦促其压低原油价格。他表示，低油价不但可以抑制通胀，还将为美联储及全世界内的降息打开空间，“随着油价下跌，我会要求利率立即下降，同样，全世界内的利率也应该下降”。
从他最新发言中能够正常的看到，特朗普非常在意希望压低利率，刺激美国的出口和降低债务利息的支出成本。他对推动利率下降的关键是放开国内能源开采的管控，推低油价从而压低通胀。这需要有个过程。最近几天，在特朗普多次喊话石油降价后，原油油价已从他就职时的79.39美元一路连跌6天到目前的74.6美元，这效果很明显。
另外，叠加现阶段，美国总体的通胀各项指标也在逐步下行，美联储本来就有降息的空间，向中性利率方向调整。
但基于美联储的独立性和态度，美联储的降息速度不会很快，这是一个反复观察和博弈的过程。
特朗普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政策、减税后财政赤字的上升、降低政府开支政策落地的没有到达预期等因素，一是会导致通胀升温，二是会导致国债发行量的加大。这一些都会刺激国债利率的被动反弹。
以目前本届美联储对降息步伐审慎的态度，预计将息会是缓慢和温和，然后停止一段进行观察，并保留一定的对通胀的利率压制。所以即使回头加息反弹，也是温和的。
在特朗普2.0时代，在国内外两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应该是偏强的走势，符合里根大循环的总体特征。
索罗斯提出了“里根大循环”这一概念，索罗斯认为里根大循环有两大重要支柱：强势美元和强劲增长。
里根大循环的正向循环用这样一组关系来表述：减税、去监管 → 经济复苏 → 利率上升 → 资本流入 → 美元走强 → 投资提高→ 经济增长。
尽管特朗普希望是弱美元，从而有利于美国的出口。但美元大幅走弱不容易，前面分析了，首先美国目前不具备大幅降息的基本面，未来更不具备，甚至还可能为通胀而上调利率。
美元能走低的前提是国内通胀得到很大的压制。在 “里根大循环”的重点是，成功治理了顽固且持久的高通胀，并且激发美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动能。一般而言，控制通胀需要付出增长的代价，然而里根大循环的幸运之处在于里根遇到了一个历史少见的契机，美国具备强劲的潜在增长动能，一是美国年轻劳动人口旺盛，二是第三次科技革命蓄势待发。里根的政策恰到好处的激发了这两大经济稳步的增长动能。
目前，美国的经济基本面是良好的，最大的风险来自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导致的通胀重新升温，通胀缺乏快速下行的动力。一旦特朗普过渡干预美联储的降息步伐，通胀还有反弹的风险。
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除了日本，大部分的经济体都处于快速降息的阶段。相对美国的缓慢降息，美元指数就更不具备下行的很大空间了。
两次“大循环”中，减税政策对企业盈利增长的提振，物价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以及国际资本对美股的积极配置，均是美股上涨的重要驱动。
里根时期的政策催生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个人电脑的普及，促进了软件、半导体等行业股价上涨。
而特朗普时期，尤其2017年，美股科技股也表现亮眼，“FAANG”（Facebook、苹果、亚马逊、奈飞、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五大科技股录得30-60%的涨幅。
而现在特朗普2.0时代，同样提出了大幅的减税政策、通胀也在下降通道中，更重要的目前处于AI时代的技术突破与应用的大革命时代。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强劲的基本面利好。
在里根大循环时代标普500指数月度均值由144上升至207，涨幅超过40%；而特朗普时代标普500指数月度均值由2275上升至3177，涨幅也接近40%。两段时期，标普500指数的年化收益率都高达12-13%。
在这次特朗普时代，基于目前美股更为良好的基本面和AI时代的新突破，年化收益实现上两次大循环12%年化收益是可期的。
